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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产主义小组
为了在思想上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李大钊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北京大学经过与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人酝酿，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会以北大学生为主，参加者有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等人。
1921年11月17日，该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示，公开了该会的组织，研究会通过校长蔡元培争取到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两间房子被称作“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斋”，后来“亢慕义斋”就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许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还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他们定期举办讲演，邀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人，就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政治形势作定期报告，还举办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在辩论会上，李大钊常常被邀请作评判员。
有一次，研究会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参加者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员，辩论十分激烈。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的观点来解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李大钊还积极帮助外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1920年秋，在李大钊帮助下，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也曾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起联系。
1920年7月，李大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他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程，还到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讲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这时，他更对无产阶级予以极大关注，他指出：“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是现今世界的趋势。”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民众运动的向导。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任务也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此时，李大钊常同陈独秀书信往来，讨论建党问题。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陈独秀关于建党的意见。李大钊积极赞同，并开始进行建党的具体活动。
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人。由李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二作为小组活动的经费，小组还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和家里这两个地方开会。后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清了出去，纯洁了组织。并争取何孟雄等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立场，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小组还吸收了邓中夏、高尚德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在李大钊领导下，立即投入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11月，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它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很快在长辛店等地流传，很受工人欢迎。1921年1月，小组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经常给予指导。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常去讲课，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并借此接近工人，培养工人骨干，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启发下，北方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千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工会组织。
继上海、北京共产主义的小组成立后，济南、长沙，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也得到进一步结合。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前身。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要求与行动，因而筹建进程日益加快。到了6月中旬，天气渐热、人心更热，形势需要，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正式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但是，黑暗的军阀政府视马列主义为洪水猛兽。对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大加摧残和迫害，给基层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困难。正当陈独秀等感到对建党理论掌握不够时，年轻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李达的日本归来，不啻是场及时雨。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生于湖南省零陵县灌塘口一个佃农家庭。
李达幼年时期，清王朝已如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尽管全家人早耕夜织，累死累活，可到头来，金灿灿的谷子一担担进了地主的“丰豫仓”，李家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李达是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能够上学读书的幸运儿。
李达从小就很勤奋。他效仿“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精神，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地发愤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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