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惨案起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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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惨案起风暴

1923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认为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条铁路多组织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规划具体方案。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以京汉路总工会最成熟。早在上年4月，首由长辛店俱乐部发起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筹备会，当时，全线16个站已先后成立了分工会，连郑州原为交通系所辖的工人传习所的工人也都悉数加入工会，全路形成了统一局面。其它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这一方案已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决议随后提到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经决定2月1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并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

为使这次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京汉路总工会筹备会将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了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1月28日星期例假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于25日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

大会未开，已为隐忧所罩。

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是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

1月27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在所难免。于是筹备会一方面大造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表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30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等等，所以吴遂决定采取强硬的办法来对付。

31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大家也都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2月1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2月1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地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3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2日，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3日晚，罢工委员会委员6人、纠察队员10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2月3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5日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3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5、6日这段时间内，北段、南段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轧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4月12日7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3万人，实际上则远远超过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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