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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中外惊
1925年，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反帝爱国运动高涨。
1月11日——23日，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充实多了。陈独秀除任总书记外还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领导中央秘书处，主管中央行政事务。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主任名义，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这样，陈独秀的权力也因之扩大了，切实负起中央的领导责任。对此，张国焘说：
“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副其实的‘家长’。”
1925年2月，上海日商棉厂纺纱厂举行了先后有4万工人参加的同盟大罢工，争取到了一些改善待遇的条件。但日本资本家拒不履行协议，找借口开除工会积极分子30多人，并以封闭工厂、停发工资相威胁。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阻拦工人上工，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20余人。这一惨案的爆发，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组织一个群众反对东洋的运动。
早在2月，上海日商棉厂4万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时，陈独秀就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一文，给这次罢工予以热情评价：“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关注，并迅速作出反应。于5月16日、1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央第32号、第33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全体党员会。为此，通告还明确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扩大到全国。陈独秀签发这两份通告，是指导五卅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上海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通告精神，于5月19日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举行反帝示威，但除工人、学生外，没有争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原定的公祭、示威的计划只得暂时取消。5月21日以后，学生的募捐和讲演进一步推向高潮，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逮捕了不少学生。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还决定于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扩大势头。5月24日，在中共的推动下，上海各阶层支持下，在沪西西潭子湾举行了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顾正红公祭大会，进一步组织和发动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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