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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谋合作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仍然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这样从1937年1月开始，历时七、八个月的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最后终于扫除重重障碍，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谈判的过程究竟怎样呢？
谈判是艰难而又曲折的。10年内战，国共双方都杀红了眼，再加上蒋介石回南京后的所作所为，更令毛泽东怀疑蒋介石的谈判诚意，他于1937年1月5日至6日接连致电周恩来说：“此时则无人能保证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至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这样，已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再次担负起谈判的重任。陈立夫在南京明确告诉潘汉年，西北之善后南京决取政治方式解决，希望中共置身事外。陈立夫委托张冲前往西安，接周恩来“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潘汉年把这些内容转告中共中央之后，毛泽东即表示，南京政府破坏协定、破坏信义。他主张，除非南京政府顾全信义，“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否则，周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托潘汉年带去致蒋介石信函一封，内称：
来承如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难以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恩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潘汉年根据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口头签应的“六条协议”，开始同南京政府就南京方面从西安附近撤军问题；释放张学良问题；红军驻地、给养问题；西路军问题进行谈判。但由于南京方面的原因，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1月20日，潘汉年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说蒋介石显然试图利用共产党渴望和平的心理，促使中共对杨虎城等发生影响。
这时蒋介石给杨虎城的建议包括两个方案，即（甲）东北军全部驻甘肃，十七路军除少数外，全部移住外县。（乙）东北军调往豫皖，十七路军移驻甘肃。
在分析了当时的复杂形势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商讨，终于决定“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劝告西安方面接受甲案。”
不过毛泽东对此人颇感疑虑，担心“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因此，他坚持要求蒋示以手书，保证（1）和解之后不再有战争；（2）停止剿共，发给经费；（3）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以解决粮食困难；（4）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
1月22日，南京方面在得出共产党方面接受蒋介石建议的电报后，宋子文即以蒋介石的名义面告潘汉年对四个问题的答复。中共中央对此并不满意。因为没有一项给予明确答复。毛泽东为此致电潘汉年，让他坦率地告诉宋子文，“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险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红军束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显而易见，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盟已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确保日后有一个足够的生存环境。
随着谈判的进行，逐渐提出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共产党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认为有必要进行高级谈判。
在东北军、西北军、红军按南京方面要求行动后。共产党与南京方面都开始积极谋求正式谈判。
2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邀请国民党代表张冲来西安“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2月9日，张冲及潘汉年到西安。10日，张冲与周恩来进行接触。张冲提出解决办法：（甲）先按指定区域调防，派驻联络人员并予以接济；（乙）然后将苏区改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红军改编为国军，维持原有领导，但加派政训工作联络员；各边区武装则编为地方团队。至于接济，张冲表示至多只能给60万。
对此，周恩来根据与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答复：目前与顾祝同所谈只是交换意见，因顾祝同不能解决基本问题，改变制度名称是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故仍须见蒋方能解决。
随后，就具体问题如红军改编、红军给养、西路军等进行了具体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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