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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辞职发难
6月18日，南京传来令蒋介石意味深长地一笑的消息：经汪精卫的耐心劝慰，宋子文表示暂时复任财政部长之职，还答应与汪精卫、罗文干去北平会见“李顿调查团”，并会见张学良。
此日，蒋在九江召开了湖北、江西、河南、湖南、安徽的“剿共”会议。
20日，五省军政长官“剿共”会议在庐山英租界中路的牯岭饭店续开。
黄埔“八大金刚”之一，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赤中路军纵队司令官陈继承呈报说：豫鄂皖边区共产党之所以成“粝原之势”，导源于民国十四年，“比值容共时期，国共不分，中国共产党派遣党徒各县活动。民国十五年北伐军入豫，豫、皖各县青年，纷纷赴武昌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肄业，其教官为鲍罗廷、毛泽东、恽代英、高汝罕、邓演达、董用威、李汉俊之辈”，受其熏陶。“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跨党分子不能立足，即回各县做下层工作，或隐身学界，麻醉青年，或混进民团，窃取武力。”
陈继承总结说，共产党在豫鄂皖边区“炙手可热”，“实乃政治败坏的环境造成。”他说除了上述的“导源”的第一个原因外，又说：“二因输民团不加识别，养虎贻患；三因土豪劣绅，助军阀为虐，予其党以藉口；四因官吏贪污，民心已失；五因时局多故，不暇兼顾；六因民众毫无组织，一盘散沙。”
黄埔“八大金刚”之一者，确实名不虚传。他能从国民党自身、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内病”来作一些反省，比若干仅迷信武力就能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棍有脑筋得多。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宋子文又来棒喝蒋介石及共将领们了。
18日，宋子文在上海对《密勒氏评论报》等新闻记者发表了一份声明。宋子文在这份声明中，矛头直指蒋介石的“绥靖”政策。“绥靖”，语出于《三国志》，原义为“安抚平定”。蒋介石别出心裁，将直属国民政府的各地的军事机构，称为“绥靖公署”，以掩盖其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的实质。
宋子文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无法供给反共战争所需的经费；由于日本的侵略使贸易陷于停滞，要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发行新公债是“自杀性的回头路”。
蒋介石常把共产党诬蔑为“匪”。这年头，他不这么骂，蒋介石就不成为蒋介石了。
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纯军事现象吗？我们能够指望那种旧式的耗资巨大的军事讨伐迅速奏效吗？”“难道匪患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是由于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处理不当才发展起来的吗？如果我们进行一种虽然非轰轰烈烈却是有条不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治理，他们的反应不是会好一些吗？”
宋子文此言简直是质问蒋介石，要他为“官逼民反”负责，只有宋子文能当如此“妄人”！
“梯·维！”蒋介石肯定双手微颤，大叫。宋子文的英文名字的缩写是“T·V”，故官场上，股市上，有些人常以“梯·维”称他。当然，如此称呼，蒋只会在宋美龄别墅的房间里。妻子的劝慰能使他平静下来。她不便说兄长如何太不是。她也愤怒日本侵华，也觉得对日妥协，集中兵力“剿共”的政策失当。但是，她是无法说服丈夫的。更多的情况下，她又觉得丈夫反共独裁为必须。
宋子文、陈继承等人的话，会引起国民党军政头目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的深思。国民党派之一的“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杨永泰，在庐山的会议上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指导的“剿共”方针，蒋介石对此十分赏识，全部采纳了建议。
蒋介石6月21日在会上正式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他对五省“剿共”将领及行政长官作了《剿共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讲话。他把中国共产党漫骂为“匪”已成习惯。在这篇整理后4000字的讲话中，逢到“共”字便骂为“匪”，多达51处。没有一处使用“共产党”这样的称谓，其政治姿态远不及他的将领陈继承。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专靠武力，要采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办法。要使剿匪奏效，一面应革除中国政治上阳奉阴违、苟且偷安的积弊，一面尤应造成严正清明的风气，必须造成一种严正廉耻的风气和勇敢心理，方始可以大公无私，雷厉风行的整顿政治，扑严竣共匪。在整顿政治的工作上，尤其要注重赏罚严明和职权责任观念。凡互相牵制、互相推诿、不负责任、不重职权的弊病，必须彻底革除。关于罚的方面，以后只有降级、监禁、极刑几种罚则，不准再用辞职、革职、撤差的名词。责任方面，不可误解委员制为互相推诿，必须尊重委员制中之主脑人员之责权。政治基本工作，应由丈量土地与清查户口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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