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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终审陈独秀
1933年4月15、16、17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为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早在2月20日，就奋笔疾书写好《辩诉状》，但无钱付印，原来，他在上海被捕时身无分文，就连衣服也未带。
公开审讯消息传出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镇江、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旁听者纷纷专程来南京，只能容纳二百来人的法庭旁听席，拥挤不堪，而且是一次甚于一次。据当时《申报》报道：“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寂静肃穆。当陈独秀等被押上法庭被告席时，全场起立，众目投去，鸦雀无声。陈独秀镇静自若，目光环顾庭堂，不过脸庞消瘦，几多惆怅。
当检察官朱隽起诉指控陈独秀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时，陈独秀早年的诤友、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站起来，出庭为其辩护。他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独秀当初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主张“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章士钊言辞有据，有力地批驳了检察官起诉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是“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听了章士钊为他的辩护，拍案而起，即刻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他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他的话音刚落，旁听席上众人发出赞声：
“革命家！革命家！”
好心的章士钊，被陈独秀的这个意外声明，弄得十分尴尬。陈独秀习惯地摸了摸胡髭，举目向庭堂而视，用洒脱、宏亮的声音，发表洋洋数千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走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他在自撰《辩诉状》中，极尽驾驭文字之能事，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一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指控，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他说：
“予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国民党已耳。……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入热河，而国民党军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
这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大家交头接耳，赞许陈独秀的辩诉言之有理，审判长胡善称怕惹起麻烦，便站起来说：
“大家肃静！旁听者不得喧哗，被告陈独秀不得有鼓动言辞。”为表白自己，他又画蛇添足地说：
“大家要万众一心，上下一致，精诚团结。”
接着，陈独秀幽默地说：
“不要我讲话，我就不讲了，何必还要什么辩诉程序呢？”
胡善称忙解释说：
“不是不要你讲话，要你言辞检点一点，你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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