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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秉政时期，也是大汉帝国迎来的一个真正的“庶族时代”，从中枢层面，帝国“庶族”官僚第一次真正地盖过了贵族集团。
在范仲淹的吏政改革中，黜落了一批尸位素餐之人，其中固然不乏庶族权贵，但更多的还是靠门第恩荫而居高位要职者。
同时，也提拔了一大批人才，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庶族官僚的实力与影响，毕竟，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思想理念、社会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庶族集团的人才储备与覆盖面都要远远超过那些功臣老贵。
当然，到了正统十一年，大汉帝国所谓的贵族与庶族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派，早在太宗时期，双方之间，就已经开始合流。
庶族之中，并不乏投身权贵，以谋晋身者，甚至有不少人得以跻身高位；而以家族世袭为传承的功臣勋贵，尤其是那些军功老贵，随着降等世袭的压力与日俱增，为保证家族的权力与影响力，也同样在招揽门人，支持培养庶族人才。
因此，在大汉帝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早就不单纯以门第、出身区分立场派别，各势力集团的划分实则很复杂。
宗室、外戚、门阀、学派、同年、改革派、保守派、皇党、相党、集权派、地方派，乃至单纯各衙司在漫长岁月中诞生的利益集团，都极大地丰富了帝国的政治派别。
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职权低下、目光浅狭的中下级官吏、士人，更加看重出身，计较门第，多少自命清高者，对那些“臭不可闻”的权贵、权势，暗地里羡慕极度，上赶着追逐。
而诸派系中的领袖人物，不论贵庶，实则都有一个共同身份——权贵，都属于同一阶级——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的群体划分，只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场与利益的内部矛盾分化。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保守、迟缓、堕变的同时，政治的稳定性，实则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就在于一个平衡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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